挠头：“俺自个儿也说不清，日本人那时候随便给俺填了个‘五十’，可俺觉得俺都快六十了。”

“没事，”小林笑着递过笔，“您说多大就是多大，咱们按您说的登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照在登记表上，“年龄”栏里歪歪扭扭写着“五十九”，旁边是王大爷用力按下的红手印，像一朵盛开的花。

四、争议与修正：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”

试点成功的经验很快在沦陷区推广，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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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集镇上，有个叫孙福的商人，以前给日伪跑过货，现在想登记从商。可有人举报他“当过汉奸”，工作组内部也吵了起来。有人说：“这种人不能登，坏了规矩！”

陈默却翻出孙福的登记材料：“他给日本人跑货时，偷偷给游击队运过盐，这是有记录的。咱们的新户籍，不是为了算旧账，是为了看现在。只要他愿意改过自新，靠正经生意吃饭，就该让他登。”

最终，孙福的名字被记在了“商户”栏下，旁边备注着“曾协助抗日”。这事让不少有“前科”的人吃了颗定心丸，也让老百姓明白：新制度不认“出身”，只看“表现”。

更棘手的是“流民”问题。不少人在战乱中失去家园，四处漂泊，根本说不清自己的来龙去脉。在望春镇码头，工作组遇到一群靠摆渡为生的外乡人，个个衣衫褴褛，问起籍贯都摇头。

“总不能把他们当‘黑户’吧？”老文书犯了难。

陈默蹲在码头上，看他们一趟趟接送客人，手上的老茧比树皮还厚。他突然站起来：“这样，让他们互相作证，按居住的船号登记。职业就写‘摆渡’，住址就写‘望春码头某号船’。先给他们落个脚，以后有了固定住处再改。”

有人嘀咕：“这也太随便了吧？”

陈默却严肃地说：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咱们制定规矩，是为了让人流浪，还是为了让他们能安下心过日子？只要他们不做坏事，靠双手吃饭，就该有个‘名分’。”

就这样，一群漂泊无依的人有了“船号户籍”，当他们第一次拿着写着“望春码头3号船”的公民证去领救济粮时，有人偷偷抹了眼泪。

五、基石初筑：一本册子连民心

三个月后，望春镇的户籍登记基本完成。镇公所的仓库里，新的户籍档案整齐码放，每一本都贴着标签：“李庄村”“集镇商户”“码头流民”。翻开册子，不再是日伪时期冰冷的编号和监视记录，而是鲜活的人名、生计和需求。

陈默翻开一本“特殊档案”，里面记着全镇的孤寡老人和孤儿。旁边还附着一张纸条，是工作组商量的“帮扶计划”：王大爷该领的抚恤金、赵猛家需要的农具、孤儿小虎该去的学堂……

“老郑，你看，”陈默指着档案上密密麻麻的批注，“这哪是户籍册，分明是咱跟老百姓的‘连心册’。以前日本人拿户籍当鞭子，咱们拿户籍当梯子，让老百姓能踩着它，从泥坑里爬起来，过上好日子。”

老郑点点头，眼角有些湿润。他想起登记时，有个老太太颤巍巍地问：“同志，这册子能管多久？日本人要是再回来……”

当时陈默握着老人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大娘，这册子不是给日本人登的，是给咱自个儿登的。只要咱们老百姓心齐，这册子就在，咱们的日子就在！”

如今，望春镇的街头巷尾，时常能看到有人掏出巴掌大的公民证，小心翼翼地摩挲。那不再是恐惧的象征，而是一种踏实——一种“我是这里的人，这里有我的根”的踏实。

夕阳西下，陈默站在镇公所的屋顶上，看着炊烟袅袅升起。新户籍制度像一束微光，照亮了沦陷区的废墟，也照亮了民心。他知道，这只是重建的开始，但只要这“为民”的基石筑牢，未来的路，就有了走下去的底气。而那一本本带着墨香和手印的户籍册，终将成为这片土地上，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一页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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